校报记者 杨旋
为什么好政策难以落地?为什么明知熬夜不好还要熬?为什么对短视频欲罢不能?知道什么该做,却总是做不到……这些日常追问的背后,真的只是因为个人缺乏意志力吗?
在英国365上市官网长聘副教授袁野看来,这些不仅仅是心理学或医学问题,其背后还有着深刻的经济学逻辑,即激励机制和注意力资源在不知不觉中主导着我们的行为选择。当经济学与健康交汇,“健康经济学”便应运而生。它看似充斥着冷冰冰的模型、公式与数据,但其研究的落脚点却是14亿人的生命质量与民生福祉,是关乎温度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暖经济”。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回望过去,“健康中国”已从宏大的国家战略融入了14亿人的日常生活中:从应对老龄化的医疗体系重塑,到数智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再到每个人手机屏幕上的各类智能App……大健康领域的痛点和破局之道正呼唤着跨学科视角的解答。

袁野
宏观账本:算清健康账,
重构“防、治、护”的激励机制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时代考题,正深刻重塑着资源配置方式和医疗资源需求结构——这也是难算清健康账的痛点所在,更是我国在“十五五”时期必须直面的核心议题。作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学者,袁野认为老龄化是研究健康经济学无法绕过的基本盘。为此,他提出以“防、治、护”三个维度重新审视老龄化背景下的医疗体系。
在传统观念中,医疗体系长期以“治”为主。然而在医疗花费高涨的当下,“防”的边际效益愈发凸显。“花在预防上的一块钱,可能省下十块钱的续治疗费。”在袁野看来,积极体检、打疫苗、参加健康讲座等“主动健康”行为是性价比极高的投资。
在“治”的层面,针对老年人群体因“多病共存”导致的科室辗转与过度医疗问题,袁野建议运用经济学工具把医保的钱花在刀刃上。比如深化按病种付费等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以支付杠杆倒逼医疗机构控制成本、规范诊疗。同时,持续推动“互联网+医疗”与基层医疗建设,让老百姓的小病、慢性病在家门口就能安心解决。
如何“护”?失能失智人群的长期照护是老龄化进程中最具挑战的社会痛点。袁野将目光投向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亟需普及长护险,这就像交养老保险一样,年轻时存一点,在自己年老后或家人需要照护时,由保险来支付。”将未来不确定风险转化为当下可精算的理性决策,这同样是一种激励前移的国家治理智慧和个人理性健康选择。
中观探索:数字技术只是杠杆,
支付激励才是提质支点
“健康中国”战略提出要全面建立成熟完善的分级诊疗制度,在今年年初的全国卫生健康工作会议上也明确提出了医疗体系优化原则为“强基、稳二、控三”。在此背景下,对于如何赋能基层诊疗,数智技术被寄予厚望,但现实挑战远比预期复杂。
袁野分享了十年前他主持的一项关于“微信挂号”的移动医疗实证研究。在线下排队挂号是唯一获取号源的时期,大医院在特定的热门时段,经常会出现患者扎堆的情况,但其他时段的号源常处于空闲状态。后来,随着线上挂号初现,大家感到便捷新奇,看到了微信挂号能将那些隐性的空闲号源以显性的方式呈现在面前,这就在客观上起到了分诊和分流的作用——一部分原本要去挤三甲医院的轻症患者,看到线上号源已满,转而选择了号源充足的下级医院。但袁野同时也指出,“移动医疗解决了便利性问题,但没有解决信任和激励问题,更没有解决分级诊疗的根本问题。”如果基层医疗水平不足,得不到患者的信任,哪怕手机挂号再方便,他们也还是会涌向三甲医院和知名专家号。所以,技术只是降本的杠杆,理顺激励机制才是提质的支点。
“现阶段支付激励改革比单纯的数字技术赋能更重要、更迫切。基层医疗供给侧的一大痛点是基层医疗人才短缺与激励匮乏——即没人愿意干与干了难以体现价值。同理,对于患者来说,首要关切则是能否报销。健康公平性首先要解决用得起,其次才是用得上。”
在袁野看来,数智技术在医疗服务中最具可持续性的场景是辅助诊断:由基层机构完成检查(比如胸透、CT等),把影像结果传给对接的三甲医生做远程诊断,再把结果传回基层,确定需要进一步治疗的再转诊。这种模式比直接把三甲医生下沉到基层的思路更可持续,也是“不改变我国医疗资源的地理分配格局前提下,较为有效地提升基层医疗水平的方式。”
目前,这一破局样本可见于贵州省,该省的14个原深度贫困县的321家公立医疗机构全部接入远程医疗体系,建立了省-县-乡三级远程医疗系统。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是把远程会诊费和诊断费纳入了城乡居民医保报销范围。这是“技术铺路,支付托底”的成功案例。很多时候,如果技术走得太快,反而解决不了问题。支付方式的不完善,才是很多地方数智技术难以推行的真正原因。

2026年8月,袁野(后排左三)随北京大学青年教师团队前往贵州省安顺市第一高级中学开展交流活动。其间,他向中学生介绍了健康经济学概况。
微观抉择:走出现时偏误,
在注意力稀缺时代做理性投资
宏大的国家战略,最终要落脚于每个个体的行为抉择。然而,在信息时代,个人健康投资和注意力分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也是健康经济学中颇具研究价值的问题。
袁野指出,注意力资源是一种稀缺资源。短视频平台提供的即时刺激,让人们陷入了经济学所说的“现时偏误”:个体倾向于将重心放在短期愉悦感上,而忽略了长期健康收益。比如新年立志减肥十斤,却在健身房门口转身走向甜品店。这就是做计划时我们理性,执行时却被当下的诱惑瞬间俘获。这种偏误伴随着我们对既有生活习惯的依赖、对改变的恐惧以及对放弃当下舒适与愉悦的厌恶。
“其实,现时偏误是站在第三方视角看到的一种偏差。”袁野解释道,“作为身处局中的个体,你当时的行为其实是在最大化自己当下的收益。当局者迷,人很难意识到自己正在做长远来看错误的事。”AI算法的精准介入,更是为每个人量身定制了注意力陷阱,让长期的健康投资进一步被边缘化。面对家庭群里泛滥的、真伪难辨的科普信息与健康焦虑,袁野始终保持着信息溯源的警觉,并有意识地将这种批判性思维传递给下一代。比如有一次,女儿问他“蜗牛有没有牙齿”,他凭直觉认为蜗牛怎么会有牙齿呢,但在借助AI查证后,他惊讶地发现蜗牛竟是世界上牙齿最多的动物,多的可达上万甚至十几万颗。正是在这些生活的小插曲中,我们得以窥见: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而注意力稀缺的时代,AI可以作为普通人在信息海洋中快速鉴别真伪、求知破局的工具。
在袁野看来,AI并非原罪,“它是一种中性的工具,能放大偏误,也能反过来解决问题。”因此“健康中国”的建设不仅需要AI和医疗技术的结合与进步,更需要国家在AI算法监管治理上的引导。比如,通过算法主动过滤刺激性推送,将流量导向长期健康科普;利用智能穿戴设备,在适当时间提醒人们打疫苗、规律作息。
内观抉择:在现实与志趣之间,
作出自己的选择
有趣的是,袁野自身的学术轨迹,同样践行着激励机制与理性抉择的逻辑。
攻读博士的前几年,他专注于理论研究,却始终在寻找一种能让自己的研究与现实相贴合、并承载人文关怀的角度。直到接触健康经济学,他才深刻体会到学术研究与现实生活之间那种深层的链接。
面对学术评价体系对发表数量和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的现实约束,袁野展现了理性的学术策略:将健康经济学的研究和其他学科适度交叉,并积极探索前沿和热点议题,在拓宽研究视野的同时,始终以健康作为核心变量和向外拓展的锚点。“聚焦意味着要挖得很深,时间是青年学者最大的成本;适度拓展能够更快速地产出,但同时需要极高的精力调度与权衡能力。”如今走过早期生存期,他形容自己拥有了更多的从容和选择:“既可以在长期聚焦的研究主线上继续深挖,也可以投入更多时间去探索更新、更高风险的问题,拓展知识的广度。”这正是他在“冷数据”中寻找自我理想与现实突破的“暖经济”。

作为英国365上市官网2025级本科2班的班主任,袁野(后排左一)与班上同学合影
无论是国家的老龄化账本、医保的支付方式改革,还是个人的屏幕时间分配,乃至一位学者的职业选择和研究方向,激励机制无时无刻不在决定着“什么被推动、什么被搁置”。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绘就“健康中国”的壮丽蓝图,正需要更多兼具理性与温度的探索——用严谨的“冷数据”理顺社会激励机制,用有温度的“暖经济”守护公众健康福祉,让经济学的理性和智慧,最终照亮每一个鲜活的生命。
来源|《北京大学校报》第1727期 第3版
责编| 李慧宁
排版| 杨耘舒